沐春風 . 訴天志

憶唐師君毅

陸達誠著

筆者曾在法國留學六年，撰寫有關馬賽爾的哲學論文。這段時期中，常遇到一些飽學之士好奇地詢問我說：「你們中國有沒有可以與海德格相提並論的哲學家？」筆者不加思索地回答說：「有，唐君毅就是。」然後給他們解釋唐師哲學的要旨，並說明他的哲學所以未曾廣傳在西方的原因。

事實上，筆者在一九七O年抵達巴黎時，原想選擇唐師的思想作為博士論文研寫的對象。惜乎跑遍了數家圖書館，發現藏書殘缺不全，而他著作的法語譯文幾乎絕無僅有，因此萌生望洋興嘆之心。

固然可以托人從台、港買來全套唐氏著作，但要從頭圈點，再譯成法文，要支付的代價對我當時來說似乎太多了一些。 好罷，既然來了法國，就精讀一門法國哲學吧！因此先花了一年時間推敲現象學家梅洛邦底（Merleau Ponty），第二年遵導師雷味那斯教授（Levinas）之意，轉攻馬賽爾哲學，一直到一九七六年交卷，通過考試而回國。 在這段時期中與唐師最後發表的著作脫了節，但對他的嚮往常存於心。

因此在返國後不到一週，偶爾一次機會中聽到唐師住榮總治療，立即打電話向院方訊問。唐安仁小姐回電說，遵醫囑，其父需要謝客休養，且不知出院後將住何處。此後失去聯絡，一直到噩耗傳來，哲人已萎，心中無限感觸。 筆者於一九六O年由港來台時，才聽到台灣學生大有熱中於新儒家哲學者，然筆者對哲學一無了解，因此也無從惋惜在香港三年中失去了的機會。

一九六三年赴岷攻讀哲學，才開始接觸《人生》、《民主評論》和新儒家的著作。當時由於不滿士林哲學的內容（這與聖多瑪斯哲學本身有別）和教學方法，因此轉到唐君毅、牟宗三諸位先進的作品中尋求苦悶的抒發。結果逐漸與新儒家結上了緣分。

一九六七年通過碩士考試，論文是有關黑格爾的哲學，乃故意繞道香港返國，竭願拜訪心儀已久的唐老師。

惜乎唐師當時在日本醫治眼疾，未能如願以償。

但《人生》主編王道先生款誠相待，在溽暑中兩次陪訪牟宗三教授，且與唐師以書信聯絡，說明有一年輕學子在香港焦急等候與他會晤。

總之，在筆者必須離港返台前三日，唐師終於回港，並於次晨在新亞研究所辦公室約會。

這次會面及以後的數次通訊，構成了筆者與唐師一段不能忘懷的相晤經驗。 筆者之所以願意把它記錄在這裡，因為感到此中有一些似乎超乎個人、超乎純感情的生命交流，表現了唐師的哲學與宗教慧識。

而我們的交談似乎也影響到他以後對天主教採取一種更積極更友善的態度，這在唐師末期之演講和文章中都可以看到的。

如果馬賽爾哲學的精髓是關於「臨在」（或「親臨」）的描寫，即人與人，人與神，人與自然之間產生的一種最深刻、最完美的交往溝通、一種「絕對現在」之體驗的話，那麼新亞那次與唐師一小時的會晤，該算是筆者一生中有過的最高級的「臨在」經驗之一。

這次相會並非不期而遇，而是有過遠準備，長久期待，以及近準備，急切渴候的一次會面。

人與人心靈之默契是一種不能言傳的奧秘。不關乎知識之高低、年齡之懸殊、信仰之差別，能通的即能一見如故，不必分高下，可以平等而相互極為尊重地敞開自己，述說自己的感懷，或全神聆聽對方。沒有預設，沒有戒防，全開全給，甚至連交談內容也非主要，因為存在性的交流駕乎思想交流之上。有內容，但也超內容，這是兩個生命存有層次的靈犀互通。所得到的是言語，和比言語更深入的東西，這是言語的淵源，心靈主體的根本——那是句永恆性的靜默的話。

無比的感動和震撼之可能有，乃是因為人接觸到了對方的超聽覺、超視覺的存有根源。

按理說，真正的邂逅常該是雙方的、雙向的。如果筆者在與唐師會晤中，能有一次深刻的臨在經驗，亦可設想在唐師那一邊也似乎應該有一種類此的經驗，只是不敢假設其強度深度，並且已不能證實，且也不需要證實。真的經驗只有一次，不能重演，也不必證明。有過事實，有過體驗，那就夠了。

很明顯地，唐師並非只這一次碰到過一個如此敬仰他的青年學生，類似的經驗在他教書生涯四十餘年中可能比比皆是。

可是相遇的意義就在於每次經驗都是獨特的，都是與眾不同的，所以都能產生震撼作用，都能感動五內，甚至驚天地、泣鬼神。

這是人與人之間相通的力能、友能、愛能。每人都可體驗，不必多贅。 人生命之充實豐盈在於這一類經驗之真實性、強度、深度，甚至頻度。

因為從外射之豐盈可以透顯出人內在精神之健旺。

有了內在的充滿，才有第二義的創造作為，才有可見的、有效的，能徵驗的外工。

高級的「邂逅」或「臨在」經驗亦近於一種宗教經驗，其中有極濃厚的神聖感：有一道強烈的光芒在照射，在滲透，把一切浮動的、駁雜的氣質驅散，而使心靈中最真實的自己呈現出來，莊嚴華麗，氣聳凌霄。這是人生的高峰；有如許高峰，則日日生活不再平凡；日日生命可以化成絢麗極致、多采多姿。

因為在平凡之中寓有不平凡，也孕育不平凡，人若常能如此，則就有所謂的「存有化的存在」（L’Existence exitentielle）。

可能有人會覺得筆者在借題發揮，賣弄存在哲學。那麼我要回答說，只在借用存在哲學來分析的時候，才使我體會到與唐師會面的內涵，以及那次會晤給我帶來的深遠影響。

那次拜訪也是王道先生陪伴去的，唐師坐在他的書桌前，而我與王先生則併坐於沿窗的長沙發上。一陣寒暄過後，唐師即開啟了話匣子，款款而談。我們兩人靜坐屏息而聽，一晃就是一個小時。

聽者思想中的反應，甚至有不茍同的情緒，都會被講者理會，而修改他之辯證或思維的曲徑。

這樣，這次談話該算是一次交談，雖然發聲的只是一方，但雙方思想漸漸地在匯合，而達成寧安的一致，終而雙方感得舒暢、完成、交談乃告一段落。

離別前，唐先生把已準備好的，他最近用中英文發表的文章抽印本惠贈於筆者，而筆者也預許在最近期內將印就之＜天主教對非基督宗教之新看法＞小論文，贈送唐師一份。

當我們步出書房時，看到會客廳中十數位在等候見他的訪客全體起立，肅然起敬，其中該有不少是新亞的老師吧。

唐師在返港之初，在百忙之中，慨然撥冗賜談一小時，筆者誠感惶恐，又覺得受寵若過甚，是緣分耶？是恩義乎？ 由於唐師知道筆者是天主教耶穌會會士，因此他的反省式的談話常圍繞在他對天主教教義和神學的主題之上。

他固然知道天主教在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1962－1965）以後，對其他宗教採取積極的立場，肯定它們的救恩價值，但他心中縈縈關心者，乃是天主教神學是否有一天會承認一切宗教在神前均是平等，而泯除啟示宗教與自然宗教間的絕對界限。

為把唐師的思想更清楚地交代，筆者願意引用唐師在收閱拙著＜今日天主教對非基督宗教的看法＞一文後，給筆者回信（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廿八日）中所寫若干片段： 至於 大文論天主教對非基督宗教的看法一文，則讀之甚覺得益。

今日教皇之能取 大文所謂新神學之說，一反過去之「羅馬教會外無人得救」之諾厄方舟之說，亦反今之辯證神學之「除信基督無人得救」之說，而傾向於普遍救援；以一切宗教皆在天主普遍救援史中之社會性歷史性的得救機構，並謀促進其發展。

此誠不異開始人類之宗教史之新機運。毅以前嘗對宗基督者，妄有所評論，其根本義唯在：對其排他之救援說，不能同意。今能改宗此普遍救援說，固唯有加以讚嘆，並禱祝其說之更能普遍為人所奉行也… … 昔年曾有基督教之西方牧師來談，嘗謂耶穌若生於中國，或其教義之解釋，自始即不取希臘羅馬之哲學觀念，亦自始不與西方文化相連，則基督教之神學，應當另有一迥然不同之面目。

其言亦不無理趣。則雖在歷史事實上看，今日基督教之神學如此如此，然吾人亦未嘗不可想像另一種基督教神學之可能，而其問題之發展，與尋求答案之方式，皆不同也。至於純從毅個人之見地說，則竊以為今日天主教之普遍救援論之所以可貴，當不在其為一新神學，而在其能與貴教所示之天主之無限之愛心相契應。 然順此天主之無限之愛心，以觀世間之宗教，則恐不能只視之為一社會性歷史性之得救機構；而所謂自然宗教與啟示宗教之絕對之界限，恐在一更新之神學中，亦可加以泯除。

天主誠絕對無私，則亦未嘗不可直接啟示其自己於一切自然宗教中，而亦可更不私立一啟示宗教；而信一啟示宗教者，誠學天主之無私，亦必將不止於如大著所介紹之新神學家之『自視其啟示宗教，為其他一切宗教之完成之所，而先預言其他宗教之終將讓位，以歸於滅亡之地』也。此中之問題，誠幽深玄遠，決非簡言之可盡。而人若無無限之愛心，亦如何能與天主之無限之愛心相契應，以知其密懷？

然人若有無限之愛心，足與天主契應，則又被視為人之傲慢，為宗教中之大禁忌。則此問題將無解決之望矣…。 上面兩段摘要已清楚詳示了唐師對宗教平等說基於天主無私之觀念，而神無私且有無限愛心信念則來自中國文化之「道並行而不相悖」、「殊途同歸」等數千年來儒家的天道觀。

這種對天道之認定，基於人對最高最完美之理想之希求，而神則是這種人生嚮往之體現。

因此，我們看到在這種嚮往和從歷史中以某種文化方式呈現且演變之某一宗教間，不免有一些距離。

唐師一面看到基督教有其精深不凡的特性，一面又覺其執著，把自己凌駕於其他宗教之上，若一絕對宗教，持有絕對真理，而自認為其他宗教之最終趨向與完成。這種立論對任何一位無基督信仰的學者來說，都會感到不易接受的。因為啟示宗教之合理性實只在超理智之信仰觀點下才能看到。

兩種不同之絕對性源於兩種信念：一種信念是來自人對神的理想和嚮往，另一種信念則基於相信這無私之神在人類歷史已選擇一特定方式來啟示自己的事實，而後認為應該從這件事實去了解神的本質，去了解神的無私心， 第二種對絕對所持的信念，即基督宗教之神學所持的信念：即神以有文化性的言語來說明了自己是怎樣的，並表明了願以什麼方式使整個人類獲得圓滿幸福的方式。

這種出發點不再以人生嚮往或精神理想作標準，而以已啟示自己之神的形象作標準。 哲學與神學的區?就在這裡。神學家如果具有深遠的哲學修養，當然還會敞開胸懷，聆聽及細察其他哲學和宗教提供的觀點，而對自己的神學再加以反省，以求在某種原則之下，對教義的表達方式加以修正，使教義更時代化，更切合當代人們的心態和理性的需要。

因此持有這兩種觀點的人，必須要有一超乎自己立場的氣度，才能設身處地了解對方，雖不能同一，至少可以避免針鋒相對，而能心平氣和地交談。唐師雖採取「在宗教以外看」之立場，但他也與能領悟到在宗教以內神學演變之真實而額手慶賀，認為這是人類宗教史之新機運，甚至加以讚嘆。在在顯出儒者的博大胸懷，這是交談之基礎也。 然而這些問題無法由站在宗教外之人士回答，因此必須再回到基督宗教神學立場來回答，那便是筆者在收到唐師大函後一月餘之回信中所表明的一些意見。

此信亦為唐師送到《人生》發表。關鍵在於「道成人身」，道若真降世取人身，活過人類歷史的話，則以某種方式表達之，其絕對性成為該宗教信友不爭之事實，而其對「無限」之觀點亦有了限定，這是有宗教信仰之思想家與純粹思想家之區別所在。

與唐師之交往只限於一次會晤與二、三次通信，實在不稱深久，但相互懇談之誠，求真之切，求了解與被了解之意，與對為人類最後問題求得更和諧看法之關切，構成了我們兩人相識交談之實際內容。

沒有口誅筆伐，但是異見尚在，而心靈在比言語或「可以口舌之爭」之更遙遠之處。如唐師所示：「一切虔誠終當相遇」，這是與「天主之無限之愛心相契應」之處，「天心佛心之所存也」。 為紀念與唐師相識之一段歷史。筆者把兩人交談的內容再作了一番整理，藉以表達對唐師之追悼和感念。成文中亦有輕微感動，唐師泉下有知，必更能指點人生彼界真相，及所謂「絕對」之真諦。唯此點不能代言，讓各位有心人自己與唐師感應相契以成知吧！